日前召开的2020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为2020年金融改革、发展的方向定调。其中，加大金融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仍是核心任务之一。

　　可以说，过去两年来，这项工作一直是监管层的重点任务，相关政策可谓急管繁弦，在各方面的努力下取得不菲成绩。此次会议指出，2019年，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不断加大。推动金融机构支持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和重要在建工程，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金融精准扶贫成效显著，乡村振兴金融服务持续改善，小微企业融资呈“量增、面扩、价降”良好趋势，超额完成2019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增长30%以上、小微企业信贷综合成本下降1个百分点的政策目标。

　　未来，这项改革将继续不断深化。从2019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近期各监管机构召开的会议提出多项改革发展要求，均旨在通过加快金融体制机制改革，推动机构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那么，各类金融机构又当如何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方式？《金融时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均表示，错位竞争、优势互补当是破题之道。

　　银行业：错位竞争而非低价相搏 

　　随着前期政策的不断落地，更好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已是金融机构的共识。不过，对于不同类型的机构，当有不同的策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大银行、中小银行、农村信用社改革等不同类型的银行机构均提出了要求，总的来看就是要求各类机构以更加科学、合理的定价来服务企业，而不是简单地进行低价格竞争。” 中国银行业协会行业发展研究委员会主任连平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不同类型的银行应该实现错位竞争。”

　　所谓错位竞争，指不同类型机构应有不同的侧重点。连平解释，大银行要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但也要避免金融资源的浪费和错配，在服务下沉时，要注重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突出主责主业，避免对市场带来扰动；同时大银行要注重拓展小微金融服务视野，投向金融服务的空白领域，例如无贷户，而非局限于现有领域的现有客户。

　　中小银行业务的重点则应该放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专注于服务地方特色产业，聚焦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性业务；二是专注于服务普通老百姓，紧随消费升级、消费分级与消费下沉趋势下的消费性金融；三是专注于服务居民财富管理的理财性业务；四是专注于服务特定产业链上下链、上下游，特别是小微企业的供应链金融。

　　同时，农村信用社应聚焦主业，摒弃大型化、综合化的发展方向，坚定发展为农户、小微服务的普惠金融机构。“这对农村经济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农信社还是应当为农村、农民服务。”连平表示。

　　保险业：回归保障功能　以机制改革实现发展理念纠偏 

　　“保险是赔出来的。”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保险公司承担着“雪中送炭”的天职，因此理赔也成为险企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2019年8月10日，超强台风“利奇马”登录浙江沿海一带，中国保险业启动重大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理赔专家分多路奔赴一线，协助各地高效开展快速理赔，帮助受灾地区尽快重建家园。在受灾较为严重的浙江台州临海城区，停水、断电给居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保险公司在现场理赔服务点为客户提供理赔咨询，在短短5天内就完成了受灾地区的救援服务。对于保险企业来说，在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客户、服务社会的过程中，信誉和口碑越来越重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引导保险公司回归保障功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保险研究室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朱俊生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引导保险公司回归保障功能，是对此前保险公司发展理念的一种纠偏，也是对行业发展方向的定调。朱俊生表示，近年来，由于发展理念的偏差，大量中短期存续业务弱化了寿险的保障功能，高负债成本使部分公司面临利差损和费差损的压力，倒逼和诱发资产端的激进投资行为。财产保险业则片面追求规模，公司经营高度同质化，商业模式雷同，“规模至上”成为市场主体普遍的发展手段。

　　有鉴于此，朱俊生认为，要进一步落实保险的保障功能，需要理念的澄清，更需要体制机制的改革。

　　“产权制度改革是一个重要方面。”朱俊生认为，保险行业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存在着“唯增长”的导向与“保费冲动”的强烈偏好，将不具有绝对价值的保费增长变成具有绝对价值，并且让其成为保险市场发展的中心。产权结构不合理，是造成这种局面的深层次原因。国际保险市场的经验表明，只有具备分立产权的制度基础，险企才能够具有内生的自我约束机制，学会“长大长强”，而不是“做大做强”，以从根本上遏制市场主体追求短期收益的机会主义行为。

　　此外，还要充分发挥保险机制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由于对市场存在误解，保险机制在社会治理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是制约市场主体深化分工、提升专业化经营水平的重要因素。比如，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负担沉重，挤压了私营养老金的发展空间，且由于税收优惠政策长期缺失，造成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滞后。而未来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是进一步发挥保险机制在社会保障体系、救灾体系中的作用，扩大市场的范围，形成符合市场逻辑的分工，可以为市场主体各种形式的‘专业化经营’的涌现奠定基础。”朱俊生告诉记者。

　　资本市场改革：在开放中寻求制度突破 

　　资本市场的改革则与开放相伴相生。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告诉记者，我国资本市场乃至整个金融业开放措施之密集、其涉及面之广、开放力度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说我国金融开放进入了快车道。

　　赵锡军表示：“越来越多的开放措施体现在制度性突破方面，主要表现在取消外资来中国投资入股相关金融机构的总资产规模限制，有利于更多中小外资机构进入，丰富多层次金融业开放体系；强调了内外资一致原则，在不断对外资开放的路上，中资机构也享受同等待遇公平竞争。”

　　加快金融开放的过程，也是我国资本市场实现制度性、系统性发展的过程，是加快我国与国际接轨的过程。正是在开放中，我国资本市场不断完善财务会计、税收、监管等配套制度，加强顶层设计统一规则，同类的金融业务规则尽可能合并同类项。金融管理部门通过修订法规和配套制度建设，推动开放措施落地实施，同时加强动态评估，提升审慎监管水平和风险管理能力，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维护金融体系安全稳定，确保新时代金融业改革开放行稳致远。

　　实际上，《证券法》的最新修订体现了这一变化。赵锡军表示，一方面，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金融改革开放深化对资本市场有了新要求，《证券法》是资本市场的基本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证券法》也体现了通过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服务实体经济、支持高质量发展的思路。本次《证券法》修改涉及发行制度、退市制度、信息披露、投资者保护、市场运行、违规违法行为的责任承担等多个方面的内容，为新时代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更加具有开放性和前瞻性的制度基础和规范保障，充分考虑了经济发展模式改变带来的融资需求变化和投资需求的变化，特别是创新驱动对资本市场的需求，对各市场参与者权益和责任的确定和规制也更加全面均衡。特别是在中小投资者保护方面做了更多的努力，在强化市场机制作用、提升市场效率，为通过资本市场优胜劣汰机制更好发挥优化资源配置作用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可以让更优质的金融服务满足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